全国各行各业、各个学科都在研讨和制定未来五年发展的第十三个五年规划，我对未来五年国内的新闻传播学研究也有新的期待。
对未来事物或愿景寄于期待，其前提是必须对该事物当今所处的环境、条件以及所担当的使命有相当全面和深刻的观察和认知。观察和思考当前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的现状及发展态势，我以为以下三个方面是不该被忽视的。
一、充分认识新媒体技术及其产品是个双刃剑
20多年来以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技术及其产品，对中国各行各业的发展创新，对中国各个学科研究领域的拓展深化，影响重大而深远。同时，新媒体技术及产品也为我们提供了和继续提供着日益丰富、便捷和高效的公共生活的新平台。新媒体已经抓住全球一半以上民众的阅读需求和更多的生活载体。有人统计，获得5000万个客户，收音机用了38年，电视机用了13年，互联网只用了4年。由于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及其产品的畅销，互联网神奇地传播着海量的信息，提升了知识的更新速度。有人估算，现在纽约时报一周承载的资讯，比生活在18世纪的人一生获得的资讯都多。目前的科技方面的资讯量每2年增加一倍。对4年制理工科大学生来说，他们一年级时所学的知识，到三年级时差不多有一半已经过时了。
但是，新媒体技术及其产品又是双刃剑。在海量信息的冲击下，持手机者或者来不及阅读而把信息束之高阁，或者一目十行浅层阅读，致使自己的认知、记忆和思维方式及流程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认知变得简单化、符号化、碎片化，从过去对事物、生活、知识的线性集中关注跳跃到多点扫描闪过即逝，从思考性批判性、选择性记忆转换为短时态记忆或根本不记忆。对于生活的这个世界，持手机者似乎什么都知道，但对什么只知道个皮毛。
在这种境况下，人的大脑必然失去积累和沉淀的功能。以往以周密思考、结论立足于事实的充分把握、思想深刻而全面为特征的知识分子，变成了仅仅了解一些具象和表象的“知道分子”。在这种境况下，不会有太多人再去关注那些所谓的“深度报道”，也不会有兴趣和精力去探知那些“新闻背后的东西”，更不会去琢磨诸如评论、社论等“高大上”的品类。如此一来，传统媒体自然日甚一日地被靠边站了。以生产深度报道和搜索新闻背后东西为己任和特长的报刊乃至广电（电视剧、综艺节目另有市场），除了同新媒体融合，还有别的出路吗？
这两年，西方国家的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思考新媒体的这种双刃剑角色特征，并且提出了一些所谓的“办法”和“主张”。针对部分持机人每天用6-8小时玩弄手机的现象（国内最近有报道说，有的大学本科生每天看手机花6小时），有人指出，这种劳碌的网络生活，让人失去了深度。有家西方调查公司坦承，互联网让我们“陷入了数字极端主义”和“创新思维枯竭”的困境。一家传媒公司指出，信息过载，小心大脑受煎熬。出于这种分析，一个专门研究信息过载的小组呼吁，必须限制上网时间。还有一家传媒公司董事会主席更是要求，只有关掉手机，关掉电脑，“你才能欣赏周围的人”。
鉴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对新媒体技术及其产品的这种双刃剑评价及批评，在未来五年里，建议新闻传播学研究应将此立为一个攻关课题，结合中国的情况，对新媒体的功能及今后走势作全面的调查、研究、分析和判断，而不是笼统地讲新兴媒体与传统媒体的融合发展。这种研究的结果，要为中国新媒体技术的发展提出一个符合中国国情和社会需求的发展蓝图，制定切合中国需求的上层设计和操作规划。
二、在跨文化传播进程中推动东学西渐
中国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的第一个留学生容闳的回忆录《西学东渐记》出版以后，“西学东渐”就成了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代名词。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情况有了变化。首先是随着经济全球化、文化全球化和政治全球化的潮流，跨文化传播成为当今世界普遍的文化景观。其次是单向度的跨文化传播已让位于双向度、多向度的跨文化传播。过去只是由前苏联或者只是由美国等西方国家向中国输出文化的境况已一去不复返，中国也开始向俄罗斯、向英美等西方国家输出自己的文化产品。过去的文化帝国主义正被文化的全球融合日渐取代。在互联网时代，政治力量和商业力量尽管还不可小觑，但双边和多边之间的文化传播的交互性和去政治化，已大大削弱了文化霸权的地盘和文化专制主义者的影响力。
当前一个令人兴奋的变化是，人文社会科学已经出现一些东学西渐的苗头。同新闻传播学相关的，大致有四方面的迹象：第一，在全球十分活跃的500多所孔子学院里，人们对中国的大众传媒的发展兴趣很浓；第二，到中国来攻读新闻传播学的本科生和研究生越来越多；第三，各国新闻传播学者纷纷来中国交流学术，探讨学问，主动同中国高校合作召开各类学术研讨会；第四，西方一些新闻传播学者开始反思自己国家和自己所执教的高校学术研究的不足和问题，表示愿意同中国学者联合攻关，合作开展学术研究和共同指导研究生。
面对上述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可喜态势，我们期待在未来五年中，能够进一步调动各种积极因素，争取在东学西渐的进程中迈出更大、更坚定的步伐，争取有更多的具有实质性的进展。当前，在以下几个方面应该有更扎实更有效的举措：
第一，要进一步辩证地认识西方和我国特别是新闻传播教育和科学研究的优势。既要看到自己的不足，争取尽快地赶上西方国家，又充分地发挥自己的优势，信心百倍地自主创新。同西方国家相比，我们的优势是：新闻传播学在中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显学。我国已有近500所高校开办新闻传播学相关专业1400多个，成为全球最大的新闻传播学科群。为此，在未来五年的发展中，中国的新闻传播学教学与科研不必在数量上再谋求更大的发展，主要应该在质量上有真正的强劲的提升。
第二，中国的新闻传播学学科体系建设力求进一步拓展和不断深化。目前就一级学科层面看，本科的概念同研究生的概念就不同，一个叫新闻传播学，一个叫新闻学与传播学。应下力量经过研究和论证，将它们整合成一个具有充分科学性的概念。目前二级学科更是五花八门。比如新闻学，有的叫理论新闻学、历史新闻学、应用新闻学。有的则叫新闻理论、新闻史、新闻实务（包括新闻采访学、新闻写作学、新闻编辑学、新闻评论学）。再如传播学，概念更乱更杂，大有一切皆可入学的趋势。建议全国组建一个班子，专司统一学科概念的事，把学科目录论证好、制订好。
第三，集中力量建构新闻传播学本科及研究生课程体系，争取在五年内举全国之力，撰写出版几部重点教材和代表性专著。我的研究团队前一阶段曾就构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体系向有关专业教师请教征询意见，结果发现一些高校新闻传播专业的新闻理论课程缺乏较好的教材，主讲教师的讲授方法也大不相同，没有必要的共同规范。期待未来五年这些方面有重大突破。
第四，提升新闻传播学国际学术交流和全球合作的水准，推动新闻传播学学术研究总体水平的提高。2015年中外合作召开学术会议之多，会议主题重复之多，参加会议人员重复之多，达到历史之最。有人对2015年12月份的全国性会议进行统计（自然是很不完全的），一周之内同样主题的会议全国竟然有6个之多！这种完全没有必要的重复和科学研究资源的浪费，搞得一些专家学者全国团团转，应该引起新闻传播学界的足够重视，并且切实有效地加以解决。
如果作为第一步，新闻传播学科学研究在上述四个方面有扎实的进步，在未来五年的东学西渐进程中，我们就有充分的信心对此抱有较大的期待。
三、探索新闻传播学研究的中国内容、中国道路和中国风格
中国的新闻学研究从1918年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开班算起，已有近百年历史。中国的传播学研究从1982年施拉姆在弟子余也鲁陪同下访问中国的“传播学破冰之旅”算起，也有33年了。积百年新闻学研究的历史和无数成果，以传播学研究的人数、成果和学科拓展之广泛已经超越新闻学的可喜进展为依据，我们完全有可能说，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已经跨入了一个新的天地。
于是，一个可以说是许多中国学者的共同期待提出来了，这就是在未来五年，我们有担当，也有能力构建新闻传播学研究的中国学派。也就是说，在全球范围的新闻传播学研究中，中国学者应该彰显自己独特的中国内容、中国道路和中国风格。
一般说，同一学科中由于学说、观点不同而形成的派别称为学派。新闻传播学的中国学派，就是中国新闻传播学者由于同他国学者在研究内容、技术思路、探讨方法和呈现风格不同，特别是所持基本理论和学术观点不同，而形成自己特殊的学派，即中国学派。
在内容层面，中国学者研究新闻传播学，既应该高度关注全球学者共同关注的新闻传播学研究的一般理论、一般范式、一般课题，又应该特殊关注同中国新闻传播实际直接有关的理论、范式和课题，要把关注和解决同中国传播实际问题、中国传媒事业和传媒产业重大问题放在重要位置，突出争取和扩大中国在全球传播中的话语权问题的研究。
在道路层面，中国学者研究新闻传播学应有自己独特的技术思路和研究方法。我们不必拒绝和反对西方学者研究新闻传播学的思路和方法，但也不必事事、处处照搬照抄他们的思路和方法，更不必高估量化研究法而刻意贬低质化研究法。中国学者习惯和喜欢“摆事实，讲道理”的研究方法，习惯于用案例解析阐明一定的理论和观点，定性分析是新闻传播学广泛使用的有效方法，对此，大可不必矮化自己。
在风格方面，中国学者不必模仿“一假设二数据三发现”的西方新闻传播学研究精典模式，也不必恪守“不明确显示立场观点”的所谓纯学术纯客观风格。我主张，该表态时就鲜明表态，“喜怒哀乐”完全可以“溢于言表”。赞成什么，反对什么；欣赏什么，排斥什么，完全可以直接呈现。这就是中国风格。严格地实行理论同实际的紧密结合的原则，一丝不苟地遵守言之有理、持之有据的学术规范，也是一种中国风格。长段叙事后必有理论的抽象和论述，大篇的理论阐释后必有事实的呈现和论证。这同样是一种中国风格。
建构中国学派并非一蹴而就。首先这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政府、机构、媒体和学者共同协作努力，在观念上有所更新，在制度上有所突破，在风格上有所倡导和鼓励。其次，一个学派的形成和发展，需要使用者和阅读者广泛接受，这也是一个很长的过程。让对方理解、接受和喜欢，其间要不断调整和改进，需要时间和做许多工作。所以，新闻传播学研究中一个学派的最终建构成功，可能需要几十年乃至更长时间的辛勤耕耘。我们现在提出未来五年对中国学派的期待，只是希望由此开头，有一个好的起步。
笔者对未来五年发展还有一个内心的期待，那就是新闻法能够顺利出台问世。但这需要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要有足够的国际和谐的条件，还要有法律界和新闻界的共同努力，在法律文本的内容安排和细节呈现上需要完成一系列涉及法学、政治学、新闻传播学方面的研究成果。五年时间完成如此巨大的系统工程，难度可想而知。如此，只能在下一个五年规划再议了。
（作者系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新闻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复旦大学志德书院院长）
（本文原载于《新闻与写作》2016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