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伟雄，日本札幌大学文化学系教授，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博士。主要研究跨文化交流，翻译论等。

摘要：政权主导的传播途径，以高姿态出现，以忧国忧民为幌子。其御用智囊团以权威者的身份出现，而又打扮成为旁观者，充分利用政治修辞为传播提供策略；其话语自身观点充满矛盾，却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手法攻击对方，以求实现其利益集团的目的。这是日本近期盛行的一种国家话语的修辞法。其认知传播效果一直持续保持高位。与此同时在日本有不少有识之士则从“民间话语”的角度，对以上“国家话语”的非合理性，危险性加以揭示。这种民间话语的传播也是极有声势的，但是其认知传播效果却相对处于低位。本文试图铺陈以上的两种话语现象，指出“民间话语”的虽具有合理性，然而其认知传播的相对一直处于低位的内在原因。进而探讨近代以来日本的“国家话语”认知传播与传统的日本“岛屿抒情”式认知传播之异同，探究当前日本的国家认知传播现象的将来走向。

关键词：话语  修辞  传播  

一、引言

以2014年在四川外国语大学召开的“全国首届认知传播研究高层论坛”为契机，认知传播学正以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一种超学科的研究视角展现其研究的魅力。作为这一学科问题意识指向，正如林克勤教授所言：“聚焦于人类社会传播过程中信息与意义的产生、加工和认知改造，心智与传播现象、各要素的内在关系等，其核心是要揭示传播与人类认知行为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1](P26)本着这种问题意识指向结合其“超模式”的方法论，无疑可以有效地扩大研究的范围和力度。本文尝试从文化学研究的文本分析、修辞学或是“谈话分析”discourse analysis的角度，对当前日本国家认知传播现象予以考究。

二、当今日本政府与民间的话语传播现象

近年来，日本以执政党为代表的“国家话语”有以下几个代表词语:“价值观外交”“积极的和平主义”“the situation is under control”“top sales”等等。这些话语及其表现特色，都是以权威者的身份出现，虽自身观点充满矛盾，却用巧妙的话语修辞手法，掩盖事实真相，极力攻击或无视不同话语者，实现其利益集团目的。另一方面，针对以上的“国家话语”为眼前的政治经济利益而采取的狡辩修辞，日本民间也出现了不少以“理性修辞”为基础的话语。

1.“价值观外交”

   “价值观外交”是安倍内阁两次执政的中心外交方针。2006年安倍第一次出任首相的时候，提出了他的外交理念：构建“自由与繁荣之弧”。主张在国际事务上发挥日本的主导性，在国际社会上支援“民主化，法制建设”，积极派遣自卫队参加PKO活动，加强包括动漫在内的日本文化宣传。2012年安倍第二次出任首相，继续强化其话语，提出日本为了确保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繁荣，日本要与东盟并肩前进，建立实现普遍价值与经济提携的纽带[2]。

支撑此种“国家话语”的理论展开，修辞手法，有以下特色。其一就是把自己定位为先进发达的，民主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可以充分地与其认为是同类的国家进行交流协调；其二就是把自己定位为非欧美国家中的“自由民主法治的先驱者”。因此有资格有能力指导其他“后进”国家[3]。

   对于这样的国家话语，国际社会出现了不少质疑。中国社科院就其问题的所在，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的‘合纵’制华战略并没有给予东南亚国家更多经济上的实惠，相关国家所得好处有限。而且，从实际情况来看，东南亚国家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目前，在中日之间，两面讨好、左右逢源，取得更多收益可能才是东南亚各国的切实打算”[4]。

对于这样的“国家话语”，日本国内也有不同的声音，日本外务省原外务审议官田中均指出，其价值观外交是无效的。在国家与国家的关系上，必须要考虑对方的立场。要问了对方的价值观为何才开始决定是否交往，这只会引起反感。认为空想中的共同价值观只会破产[5]。

同样日本的外交评论家天木直人也指出，在历史观方面，安倍尊崇A级战犯，企图摆脱战后体制，这其实是和自以为价值观一致的美国背道而驰的，所以注定要失败[6]。

2.“积极的和平主义”

安倍政权在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方面的国家话语是“积极的和平主义”。其主张作为国家政治经济的主要成员，要从积极的和平主义的立场出发，以此实现日本的安全以及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安定。并表示要比过去更积极地行动，将此作为日本国家安全保障的基本理念[7]。

关于此种话语，很多学者指出了其话语偷换概念的欺瞒修辞手法。这是歪曲了积极的和平主义的理念。关于积极的和平主义，挪威的和平学家约翰·格尔腾（Johan Galtung）指出：停留在没有战争的状态是消极的和平，而努力创造没有暴力、贫困、歧视的状态为积极的和平[8]。

而安倍政权的在积极的和平主义的旗号下，所推行的是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安保相关法案。安保法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自卫队法》和《武力攻击事态法》等十部法律修正版综合而成的“和平安全法制完善法”；二是使随时为他国军队提供后方支援成为可能的新法“国际和平支援法”。安倍政权的目的是，将自卫队的海外活动范围扩大至全球。安倍在安保法案成立的记者会见中表示：“必要的法律基础得到了完善。将推进积极的和平主义，为防备万一做到万无一失。”安倍政权在其修辞中使用了“积极，和平”的动听的词汇，用以掩盖其实质性的内容，其实质企图全面改变战后以来日本的安保方针，在国际事务上，不排除以军事介入为手段。

   关于安倍的“积极的和平主义”话语，原日本防卫省官僚，防卫研究所所长，内阁官房副长官补，现国际地政学研究所理事长柳泽协二在其著作《亡国的安保政策—安倍政权与“积极的和平主义”的陷阱》中展开了批判。他从其长期从事安全保障事务的专家的角度进行分析，指出安倍政权在历史观方面